寒假中我讀了《現代教師讀本》(人文卷),對書中談到的有關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幾位中國近現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治學理念和曲折人生頗為感慨。這幾位大家的思想學說以及他們在各自研究領域裡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對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而且還將對二十一世紀我國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
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任北大校長期間，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並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五四運動前後，他站在維護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想，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禮教；提倡“勞工神聖”，反對軍閥政客的巧取豪奪，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同時，他還非常注重和平民教育，創辦了北大平民夜校，致力於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解放。
胡適先生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五四運動前夕他任《新青年》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他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對破除封建迷信、解放人們的思想、促進當時社會的進步具有開創性的影響。
梁漱溟是我國現代思想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於1921年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且由此成為現代新儒學的先驅。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對中國、印度、西方三個文化系統的特點及其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統的分析，預測了世界文化未來的趨勢。此書成為先生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梁漱溟曾於1924年前往山東辦學，以後又在四川創辦勉仁文學院，而他在山東鄉村建設實驗中倡導的鄉學村學模式更突出表現了融社會教育與社會改造為一體的思想。梁先生想通過以在農村辦學為主要手段的鄉村建設運動，來提高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文化水平與思想認識，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落後、愚昧的面貌。
上世紀初，國民革命剛剛推翻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但是，幾千年的封建殘餘思想仍然像魔掌一樣籠罩在中國社會的上空，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加之帝國主義列強肆意掠奪我國的各種資源、壓迫我國的各族人民。使我國社會處於最黑暗、最動亂的年代；使我國人民生活在苦難的深淵。面對這種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無數仁人志士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為尋求救國之真理、救民之道路而上下求索。《現代教師讀本》中談到的有關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就是這無數仁人志士中的幾位代表。他們之所以能夠以自己的學說和思想去影響當時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乃至推動社會的進步，就是因為他們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把自己的學說思想和聰明才智義無返顧地貢獻給解放人民的思想與促進社會進步的偉大事業中。翻開近代中國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因為有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才使中國從舊制度桎酷中獲得解放；正是因為有了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佈，使中國人民從舊思想的禁錮中獲得解放。從而使落後世界潮流幾百年的中國能夠邁開巨人的腳步去追趕先進國家。
今天，經過近六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特別是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國家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大家們的那種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把自己的學說思想和聰明才智無私地貢獻給解放人民思想與促進社會進步偉大事業的精神和做法永遠是不會過時的。我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應該以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等前輩們為榜樣，像前輩們那樣自覺地把自己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只有在努力學習各種先進的教育理念、潛心鑽研教材、教法、促進自己專業發展的進程中才能完成自己對社會、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只有在認真塌實地做好日常教育教學工作的過程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只有在努力把學生培養成為品學兼優的、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的過程中、才能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