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曾在《漁夫》中寫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與中國儒家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乃是大同小異。這點被許多學者奉為為人處世的法則,然而這真的是對的麼?
達則兼濟天下,一展心中凌雲壯志固然無錯,然而窮時又怎能偏安一隅,獨善其身?如改朝換代之時無數平日裡微言大義的官員不見了蹤影,反而是那些草莽建不世之奇功。雖只是為了一己之私,但客觀上也使得百姓擺脫戰亂,得以安身立命。而無數所謂仁人志士信奉獨善其身,置國家危亡與萬民困苦於不顧,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到了天下太平之時,則又重歸朝堂,再言忠義。如錢謙益,明末烽火四起,清軍兵臨城下之際暫不談上陣殺敵,其妻柳如是勸其一同投河殉國,他卻以一句「水太冷」為由獨善其身。明亡後又任清朝高官,好不自在。而中華幾千年歷史上又有多少像他這樣於危亡之際獨善其身的人,使無數忠義之士與無辜民眾白白死於戰火之中。
所幸的是,泱泱中華民族也有著許多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義士放棄了所謂獨善其身,以堂堂七尺血肉之軀扞衛著國家與民族的尊嚴。如於詮,在晉軍大軍壓境之際只憑百騎縱馬揚鞭而出,並大呼:「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幸耳!」如夏完淳,未及弱冠便組織兵馬抗擊清軍,被俘之後痛罵降將洪承疇,在刑場留下一首流傳千古的《別雲間》後英勇就義。如譚嗣同,甘願作為變法流血的第一人,只為能復興我中華民族。如顧炎武,心繫天下,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聲。如林則徐,在個人安危與國家興衰之間選擇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更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縱然身處困境,也毅然以保家衛國為己任!他們這種精神又豈是獨善其身可與之比量?於是這種精神得以在五千年的歷史中不斷沉澱,最終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樑。
興衰隨雲去,聚散又匆匆。當我們煮一壺濁酒,笑談多少古今事時,也許只會記得那些名留青史的忠肝義膽之士,至於那些選擇獨善其身的人,恐怕早已隨時光的流逝,散落在塵埃之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