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聲的這篇《陳奐生上城》，通過主人公陳奐生上城的一段經歷，刻畫出一個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民，在新的社會面前的所作所為，展示了一個中國最低層的農民的樸實憨厚，在新的經濟政策下所受到的實惠，和一個積極的精神面貌。
在我還在讀這篇小說時，我便開始同時思考陳奐生與阿Q到底有無一定的聯繫。當我讀完時，雖然我無法給一個確定的答案，但我覺得至少陳奐生是兩個本質上截然不同的角色，他們擁有的是兩個徹底不同的背景和命運。阿Q和陳奐生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
在我的理解中，陳奐生是一個典型的底層中國農村農民形象：一方面他秉承了中國農民自古以來的優秀的傳統美德，他既勤勞節儉、又樸實憨厚;另一方面他又未能脫離傳統的尊卑等級觀念(這點評價可能有點過甚，其實就是那種很強的一種官意識)的束縛。
我的認識僅僅就是這兩點，我覺得陳奐生和阿Q就是掛不上邊的，而且對於陳奐生的理解不能只局限於說他是個未曾覺醒的農民，似乎應該向更深層次的現實意義去挖掘。
首先，他的勤勞節儉，樸實憨厚，是不用贅述的，無論是從他的身份，還是他的言行，都無不體現著這些美好的品質，自然是無可非議的。有爭議的就是關於他在旅館的所作所為和當時的心理及言語。在那裡高曉聲這樣寫道：“(陳奐生)推開房間，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猶豫：“脫不脫鞋?”一轉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塊錢呢!”再也不怕弄髒，大搖大擺走了進去，往彈簧太師椅上一坐：“管它，坐癟了不關我事，出了五元錢呢。”……回頭看剛才坐的皮凳，竟沒有癟，便故意立直身子，撲通坐下去……”
單單從這裡看，似乎可以說陳奐生幾乎就是個阿Q式的傢伙——一種愚蠢而又簡單的報復心理。這是一點，對於認為陳奐生和阿Q很是相像的同學來說，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為陳奐生有著嚴重的自我安慰心理也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體現這一點的地方很多，例如他對自己不明不白地就失去了五元錢的一種理解，還有在回家的路上所想的對自己的老婆的托詞，似乎無不體現這個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精神幽靈。
但我不禁要問要想，表面現象的背後，是不是真正的說明了他有虛榮心，是不是他容易滿足，他這種處事的方法和態度是不是精神勝利法?我不喜歡講到什麼，不管他的現實意義就靠到一個典型或是什麼主義上去。我寧可他的出現不是一個必然，而是作者自己創作的一個獨到人物。其實，我以為討論一個人的品質如何，最重要的是看一個人慾望的大小。對於陳奐生來說，他只是個老實的莊稼人，他根本就沒有什麼過分強烈的慾望，頂多就是買頂帽子，賺點談資罷了。如果說僅僅因為他的追求低，就說他容易滿足，那豈不是很怨?至於精神勝利的一說，我覺得樂觀和精神勝利有時是很難分辨，甚至有時可以混為一談，重要的是看人物具有怎樣的人生態度。如果一個人樸實，那麼處理問題就想得開，自然就不是什麼精神勝利法;如果一個人小心眼，那麼對待利益問題就自然不得法，卻硬要讓他解決得讓大家感到合乎道德，肯定就只有精神勝利法了，自我安慰了。
至此，我覺得陳奐生就是陳奐生，和阿Q根本就沒有也不會有必然的強加的聯繫。陳奐生是個老實的新中國農民。
至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講，還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人來講，我想不管是誰要真的和市委書記沾上上了關係，自己不會不對人說，別人也不會熟視無睹的，還有住賓館裡陳奐生的舉動有點誇張和過分，但誰能保證說現在就有人不會有這樣的想法甚至比這個更斤斤計較的做法呢?!我想一切都不僅是陳奐生一個人的錯，只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一個傳統而已，早已經根深蒂固了。相同性質的“打江山”和“坐江山”的笑談至今不還在被大家爭論著不休就是一個例證。所以若是誰還在那裡喋喋不休，亟亟歪歪地說什麼農民和市民是兩個層次，那簡直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完全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