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帶著對自由的渴望，一直苦苦尋求了幾千年，後來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翻了身，成立國家的主人。魯迅先生將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社會僅用兩句話便高度概括：1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2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他的《燈下漫筆》由貨幣貶值而引申到人的價值遭遇低靡，三千餘年古國古不過是墜入了做奴與做奴不得的怪圈，可新中國成立後呢？我們真的從這個怪圈裡躍出來了嗎？
紀連海在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對家喻戶曉的大禹治水，三國家門而不入進行了重新解讀，認為大禹在外治水是和瑤姬有了愛戀關係，由此編造了“巫山神女”瑤姬幫他治水的故事來欺騙妻子女嬌。這讓很多人都唏噓不已，作為一個知識精英，不論是出於何種意圖，都要對自己的所言所行負責，對於一個時代來說，知識精英是精神文明的標榜，以平常人無可企及的高尚人格影響社會，感召下一個時代的人，如果一個知識精英無法對社會負責，那又讓百姓門去期盼誰來撫慰他們飢餓的靈魂呢？知識分子犬儒化，正是現代人被惡劣思想所奴役的結果，這樣下去，泱泱古國還能以怎樣的姿態生存下去。
我一向不討厭80後作家，即使精神上頹廢，但作為作家無非是要以文字給人以心靈震撼，以此來穿刺靈魂，證明我們還不麻木。郭敬明的變化之大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辦雜誌，開公司，在上海這個大都市生活的很物質。但活得不物質的人又有幾個？誰能像梭羅一樣在瓦爾登湖真正做到超然物外，海子作為一個始終堅守其農業社會理想的人，最終走向滅亡。所以我無法義正詞嚴的說我們不能物質，畢竟我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淪為奴的人是拜倒在錢權勢力下的人。《南方週末》在《災後北川殘酷一面》一文中提到在救援隊來到北川縣委大樓勘察時，北川縣政委書記張同凱發出了“救救我，我是張書記”的呼救，這句話被有些網友評為“史上最牛的官腔”。在人治時代，有了權力，便天下為己，何能天下為公？高官說的話再荒唐也是“公理”高官做的事再荒謬也是“公事”，高官們做了錢權的奴，百姓又作了他的奴，這樣的人治時代轉了一個圈又回來了，我們帶著“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想法等待有人能出現，拯救我們於水火，可多行不義何時才能自斃，這就又是個問題了，等人救，何不自救？安安穩穩在高官的手下做奴的奴性思想根深蒂固，它何時又能真正剷除？
中華民族期待著復興，因為我們曾經興盛過。我不能要求奴性思想一下子被消滅，只希望它被逐漸增強的民主意識漸漸瓦解，百姓從三千餘年古國古的怪圈中逃離出來，結束這奴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