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欺騙了我的妻子
——一位腫瘤科大夫對自己愛人患癌的全紀錄
街燈冷清，遠不比紐約。
在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六個月之後，我明白了許多道理，這便是其實一個。擋風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線更加慘淡。在離開醫院以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我違背了自己婚禮上的兩個鄭重諾言；一，我開始像對待病人一樣對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謊。
牛皮紙信封裡裝著最新的PET掃瞄。隨便掃一眼就不難看出妻子體內的腫塊。我緩緩開著車，不停告誡自己不能對妻子說出實情，“我們得等紐約的腫瘤科醫生做出診斷，我是肺病醫生，看不大懂這些掃瞄”，我這樣敷衍著。
PET掃瞄的大致原理是通過放射性元素流過身體各個臟器，測出不同細胞的活動。腫瘤細胞十分活躍，而其他細胞則不然。正如夜間從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臟器內不含腫瘤細胞，那麼掃瞄看起來就會像夜間的愛荷華州，玉米地裡一片寧靜。但如果掃瞄結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鳳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說明腫瘤細胞已經擴散開來。
這是六月上旬溫暖的一個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開端。人們在街上擁擠著，匆匆歸家或者覓食。這冗雜的一切充盈我們的一輩子，不留下亦不帶走一絲絲的意義。穿過通往車庫狹窄的過道，輪胎壓迫著地面吱吱作響。妻子一言不語，我亦一言不語。我看到了她的未來，而她沒有。
其實現在想想，她或許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後活了短短八個月。她走的時候，我們已經回到紐約自己的家。從一個冬天轉移到了另一個。
紐約的醫生很快看到了掃瞄結果，且做出了診斷。回到家沒過幾分鐘，我們就收到了醫生的電話。醫生從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打來，我在這裡工作了超過十年。三年前妻子在這裡被確診得了乳腺癌。
妻子與我在沙發上並排坐著，人手一個聽筒。電話那頭的醫生說著許多我熟稔的詞語“轉移，緊急放療，生存質量”，唯獨沒有提“治癒”。聽到關於病情的詞語越多，妻子也就漸漸在我腦海中轉變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會被壓迫嗎？”我迫不及待的詢問醫生，然後聽筒裡與身旁傳來了妻子的聲音：“那是什麼？”
妻子的醫生沒有讓我們等待（診斷結果）。沒有溫柔的旁敲側擊，沒有善意的曲解現實，亦沒有對恐怖真相的虛假掩飾。他忠實的回答了妻子想問卻又開不了口的問題，“我們可以做很多治療，還是有辦法的。”“腫瘤可以被抑制”。“或許還可以活上幾年”。“癌症到了這一步已經不能被治癒，我們醫生能做的就是延長生命，保證生活質量”。換言之，妻子即將離我們而去。
即便今天當我我與同仁們談論起那天的對話，不少人多少還是有點驚訝。妻子醫生的直接了當並不符合一般大夫的準則，甚至有點不當。很多人告訴我通過電話談論生死大事是醫生不應該做的。當我問他們何時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告訴病人他們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在幾次治療以後，腫瘤還在擴散惡化的時候，才是合理的時候告訴病人。
醫生們認為病人們很難在聽到診斷結果的時候做好心理準備接受更壞的消息：他們的人生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他們的抉擇，他們對未來的追求，他們對愛人們的許諾，明確的，或者藏在心頭的，將付之一炬。在這樣的十字路口，醫生們也不無私心。因為醫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傳令官。也正是這樣的執著，使得醫生永遠積極的為病人尋找新的治療方案。
作為一名醫生，我認為醫生應當坦率。但是我也知道過於直截了當的決斷會使一些病人感到絕望，讓病情直轉而下。我也瞭解如果別的醫生依然在嘗試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診斷會使病人及其家屬產生疑惑。妻子的醫生也許是正確的，儘管我的朋友認為他應該更委婉。但是從美國衛生部的研究數據顯示，幾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醫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嚴重致死。有的時候妻子會告訴我，“我不希望我的醫生瞞著我的病情。”
我們並坐在沙發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離。穿過她的金髮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剛剛做的指甲。塗滿了她喜歡的暗紅色。我嘗試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聽到電話那頭醫生診斷的反應。她猜不到，因為我根本沒有在聽。
從外表上看來，妻子的美艷與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爾的摩交響樂見她的第一面。但當我看著我親愛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紐約十樓的病人們。那些虛弱的人，那些因為肝臟衰竭而黃疸的皮膚，那些因為體內液體堆積而腫大的四肢，那些因為腎衰而導致的無精打采的面龐，止痛藥，腦部轉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樣年齡的女病人。
妻子那時候46歲。
也就在那時，我意識到我與妻子之間開始有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我看見了她的未來，她的終點，她的憔悴，她將受到的折磨與身旁的我的無助。而她看不見。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迅速離開阿根廷返回紐約，以便開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於是我們開始陳列清單，準備歸途。
她會一個人先回紐約。兒子還有幾天就從學校結業，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參加學期末的聚會。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無須緊張，因為治療她的乳腺癌並不緊急。事實上，他甚至說明了因為妻子不會被治癒，所以不需要太焦慮。但是脊椎上的治療卻十萬火急，因為如果腫瘤在脊柱上蔓延開來，病情將急速惡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價的塑料籌碼。如果是完整的連起來，它可以支撐極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腫瘤破壞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會出現列橫，人也將無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趕快回到紐約。
親友們在機場迎接了她，並帶她去了醫院的急診，陪她見醫院的神經外科大夫。如果我們還幸運的話，大夫會告訴她脊椎無礙。如果不然，妻子將被立即被收為病人，開始輸液化療，開始拍X光片，開始打嗎啡，開始住院。開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個我會穿白大褂遊走於漫長迴廊的所在。
在降落於肯尼迪機場四小時之後，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術。我依然在阿根廷，兒子輕聲熟睡，我盯著電視發呆，絲毫不理解眼前的節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發送了上百封郵件與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發給大學室友的短信中這樣寫道。
等我回到紐約，妻子的手術已經完成，漫長的夏天開始了。妻子總會在感到癌痛的時候對我形容“就像一隻拳頭在抓我的腸子，就像一隻騾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亂跳。”我會問“你看到騾子了嗎？”妻子笑而不答。一個月過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轉，X光顯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經被清除，治療起了作用，妻子又開始生龍活虎了。
儘管癌症沒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腫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後開始了內分泌治療，一種常見的婦科病治療方案。醫生樂觀的估計如果治療起效果的話，妻子可以再活許多年。
從那以後妻子開始上網查詢閱讀那些奇跡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對我提起一位女病人，雖然得了惡性乳腺癌，卻已經活了超過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Greenberd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療時候聽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稱那些人為“幽靈伴侶”，她們不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與正常人完全一樣。在作者自己焦慮不安，感到不適的時候，這群奇跡般的病人正打著網球，跑著長跑，與愛人做愛。這位活過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靈伴侶”，也是我的。她同時是我們的希望與敵人。
我們嘗試回到往日稀鬆平常的生活，去關注生命裡的小事。去海灘，看日出日落，把腳踩在水裡，跪坐在沙灘。這是許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後來也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許多開心的日子，也有許多煩惱的日子，其實這些對於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還有日子。當妻子漸漸恢復，她重返到她銀行的崗位上。
就算是她最親近的朋友們也難以發現病痛對妻子的改變。她還是這樣一個女人，永遠充滿微笑，時而帶著壞主意，永遠富有思想。這位優雅的小肢女人總是會自嘲自己的假髮套，而我也會在她脫下假髮露出光頭的時候和她開玩笑，說自己彷彿在與一位種族歧視者保持不正當關係。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滿病人的房間裡，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漸改變。她嘴角上揚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許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許是半毫米，或許更少，少到數量級無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夠覺察。
在這個微小的變化中，我卻能體會一個彌天大謊。妻子正忍受著不可言喻的痛楚，一個人默默承受著即將襲來的黑暗，感歎指日可待的未來不再有數不盡能夠共度的時光。我們的日子不多了。
一個仲夏的夜晚，颱風艾琳尚未席捲紐約，妻子告訴我她感覺很抱歉，因為她即將丟下我們。也因為知道我會感到很難過而難過。我無言以對，只能默默的說道，“我也是。”與此同時，當聽到我父親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時間哭成淚人，兒子也是，而唯獨我毫無表情，我已經被生活擊敗的一無所有。
在而後早秋的一日，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她的“癌症指標”已經連續上升了兩次。當這些“指標”，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學含量一旦上升許多，就說明癌症正在擴散，治療也開始漸漸失效。
妻子的醫生坐在桌子邊上，安靜的審視著電腦屏幕裡的數據。良久他做出決定，將停止妻子的內分泌治療，取而代之的是更強力，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療。腫瘤科大夫很多時候受到許多批評，因為大家認為醫生們對化療的決定很草率，鑒於化療的毒性會使得病人全身乏力，神經系統也會受到永久損傷。有些時候，連腫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為了一味降低“癌症指標”，或者暫時減小腫瘤大小，他們都會冒險去化療。
當醫生寫下了“二線化療藥物”的醫囑，我想到了以前一個同事對我說的所謂“一線”“二線”“三線”治療的區別。每過一套治療，藥物帶來更多副作用的同時，並不能帶來更多的抗癌效果。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個比方，也就是腫瘤變得越來越聰明，治療越來越笨。有的時候在治療的進展中，更多的化療已經無法帶給患者利益，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為種種原因，都會主動或者被動的繼續用藥。
不過到了這一步，我也不會再多想，如果有一線生機，一絲希望，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我清楚的瞭解妻子血液中的“癌症指標”已經太高，腫瘤正在擴散，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執念佔據腦海，選擇不再是選擇。繼續化療！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藥物的原理，雖然依然是藥片，但現在的治療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時間就要嚥下整整一手掌的藥片。副作用的嚴重程度將決定這一週期的用藥何時停止。醫生告訴我們這次的用藥按道理說不會讓妻子的體重再減少，這到讓我們鬆了一口氣。我們依然留著妻子上次化療時候用的假髮，私下約定要留著同一個至少五年，彷彿覺得早早丟掉這個假髮會不吉利。如今這個假髮依然在我的衣櫥裡，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紀念品之一。
妻子的醫生一如既往的坦誠，“二線化療”除了會帶來許多副作用，有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於是我們設立了一個模糊的目標，就是希望妻子能夠忍受“二線化療”帶來的副作用，而不會太難受。即便這樣，我們就覺得謝天謝地了。
當我們離開了醫生的辦公室，在擁擠的電梯裡面我遇見了已經同事十年的一名醫生。我輕聲的打了招呼，然後就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看往別處。電梯裡面還有兩三個病人，由家屬陪著。我猜想他們現在在癌症的治療道路上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是剛剛確診時候的震驚，是對人世間的最後彌留，還是依然健康，做著環繞世界的旅行？我注視著妻子從東邊出口走出醫院，漸漸消失在模糊的眼界。
作家DephaneMerkin曾經描述憂鬱的人總覺得身上刷上了一層厚厚的黑漆。其實對我而言並不是這樣的，不是黑漆，也不像科幻電影中外星人爆炸以後殘留的粘液。反倒這抑鬱的情緒像一層衣服，一層薄且透明，外人難見，卻又硬如鑽石。有時候我都不知道是這樣一件衣服把我破碎的身軀勉強整合在一起，還是在鞭笞著我尚未完全粉碎的肉體。不過無論如何就是這層衣服，讓我跟人來人往的紐約隔離開來。與此同時我清楚的知道我體內一股湧動的情緒，一種已知道未來情緒深淵的可怕感覺，可是我卻有著無與倫比的慾望要一頭栽進去，去擁抱絕望。
當妻子第一次被確診為乳腺癌的時候，朋友們常常會跟我們說，“你家老公懂那麼多癌症的治療方法，真是不錯。”不過也有朋友覺得恰恰相反，認為我的所學會讓我感到更加痛苦。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雖然無論更痛苦還是好受都是一個無意義的學術命題。就像EdnaPontellier之死到底是解放還是放棄，就像蝙蝠俠是否會放棄自己對愛人死的內疚。但是那一天在醫院的迴廊裡，我知道我找到了答案，我的所學使我痛苦，睜大雙眼看著妻子未來日子裡每一份每一秒的痛楚，絲毫沒有希望。
往後的一個月內，妻子努力讓治療中的一切變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隔幾小時就吃下滿滿一拳頭的藥片，為了保護化療帶來的皮膚損傷全身塗抹的雪花膏。期間妻子一直工作著，她覺得工作能夠讓她感到開心，亦覺得如果停止工作，生命也就會停止。我知道她並不在打比方。
有的時候人們會以為將死之人會有迴光返照之姿態，反倒變得更有活力去創造美好的事物。可是我覺得這樣的想法很傻很天真，也不值得因為它歌頌了與病魔抗爭的勇敢而稱讚。在妻子看來，她即將和一個怎麼也捨不得的世界告別的時候，不可能用餘下的分分秒秒去創造什麼更值得留戀的。與此同時，我依然陷在自己的黑暗中，無止境的思考著無法避免的一切，我會階躍光陰的步伐，去那個妻子開始深受折磨的那一分鐘，去那個再也沒有妻子的那一刻。
11月，妻子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關於所謂的“二線治療”是否只起了一點點效果，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起的問題，答案我們永遠都無法知曉了。但是妻子的藥確實沒有停，因為除了這個，我們真的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當我們的朋友們見到妻子的時候，他們會十分委婉而優雅的掩飾他們的驚異。正如一位友人所說，妻子因為身體消瘦，變得更加美麗，她的臉龐變得更加秀美，她那可愛的棕色雙眸也變得更加明亮。（大概有一年的時間，妻子的手機鈴聲都是“棕色眼睛的女孩兒”）
一天夜裡，妻子做了一個怪夢。她夢到自己坐的飛機駛入亂流，還折斷一隻機翼。那月中旬的一天妻子送郵件給我，說她每天上班都覺得像登山一樣。也大概在這個時候，妻子的肚子開始腫脹。
開始也只是一點點，大概也就是有點便秘。於是我們抱著僥倖的想法覺得會不會便秘只是暫時的，過一兩周就不會有大礙。妻子醫生的檢查也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他覺得可能是因為化療藥物的副作用使得液體在腹中滯留。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因為以前沒有病人有過類似的情況。
大概又過了一周，我們去看了一位肝膽專家。他為妻子拍了一個腹部的CT。那個CT出來的時候我就傻了眼。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已經看過了數以千計的CT，此刻我也無需一個專家告訴我問題出在哪裡了。
坐在我身旁的，還是那個我深深愛著的女人，那個光芒耀人的新娘。在她身旁的，卻是微微燈光下的CT片，片子裡顯示的，是一個即將患癌而死的病人。腫瘤已經蔓延到了坐骨，侵入了膀胱，逼近了胰腺。大半的肝也為腫瘤細胞所吞噬。
專家確認了我們先前的猜想，腹部的腫脹是因為置於腹中的液體。我立即以一名醫生的直覺找到了原因。大概是妻子的肝臟已經不在正常運作，因為肝臟的主要作用是為血液做清洗工作。但如果肝臟停止工作，就會有大量的液體積累在體內。而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肝臟已經不再能把血液中的毒素清除。當然也有少數其他原因來解釋腹中積水，不過連我自己在病理結果前也難說服自己。
隨後的日子裡，妻子就要靠一種叫做“oxycodone”的止痛藥度日。她親切的稱之為“oxys”，每天早晨上班以前都要跟我說“要吃幾粒oxys才能去公司呢。”
然而也就在這個最艱難，身體狀況急轉直下，每天要準備一兩個小時才能出門（以往是12分鐘）的情況下，妻子竟然提出了要全家在感恩節的那一周去度假。在加勒比海邊租一個小房子，然後邀請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一道過去。妻子用行動表示著病痛沒有把她打垮，依然做著她想和我完成的一切（此後的一個月我們還去了巴黎）。唯一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們屆時會離醫生太遠，不過妻子還是用她親切睿智的口吻說，“我的病也更嚴重不了啦。”
在加勒比的陽光和陣雨沐浴下，我們與大海嬉戲，與崇山相伴。我們走了許多困難重重的山路，拜訪了無人問津的海灘，也就在那裡，妻子告訴我以後她的骨灰可以灑在那裡。我們甚至還劃了船，把妻子抬上抬下船得要兩個人，讓妻子在海裡面游一小段也需要三個人幫忙。但是這所有的時光妻子都與我們一同度過，還有我們的兒子。我們在海裡的時候還看見了一條小鯊魚和兩隻海龜。下午我們在海邊為兒子舉辦了生日宴會，妻子親手切了蛋糕。那天兒子收到了許多禮物，宴會的主題是“蜘蛛俠”。
她腹中的腫脹自我們回到紐約就變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每天都會有許多升的液體在肚子裡堆積。陌生人會問她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妻子會用一種瀕死的黑幽默告訴他們，都不是，而是她得了癌症。如果有陌生人接著往下問的話，妻子就會告訴他們，這是一種治不好的病。
當妻子的肚子由於積水越變越大，直到難以走動的時候，醫生開始為她做穿刺，一項我本人也做過無數次的治療。一個小小的針頭穿過皮膚，直到積水的深處，然後把體內的液體抽取出來，讓病人好受一點。
看妻子第一次做穿刺的時候，我的心臟幾乎要跳了出來，因為這是唯一一次我的醫學知識為我帶了歡悅的一次。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體，而不像那些由完全肝臟衰竭病人中取出的渾濁。當然癌症依然在一點一點吞噬著妻子，但至少情況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糟糕。
不過因為妻子的腹水清澈如淋巴液體，就說明妻子的淋巴系統出現了堵塞。可以採取的辦法是用一根一米長的硅管，從腹腔開始，穿過皮膚和鎖骨，然後把腹水重新引流到心臟。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手術，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內出血，或者腸道破裂，遇到任何一種情況都將需要緊急手術。我同所有醫生一樣，知道這樣做的風險，但是當我看到妻子腹水的顏色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認為這個手術是必要的。
我做了這樣一個假象，這個引流將使妻子體內所有的養分，電解質，能量重新吸收，而不是白白流到體外。這樣妻子或許能夠神奇的恢復，長回她丟掉的20磅，讓臉頰重新豐滿，戒指也不至於總滑脫。
不過妻子的醫生卻十分的猶豫，總覺得這個引流手術算是最後一搏。所以直到12月，妻子都定期的做著穿刺。每一次穿刺的成功，都能使妻子的肚子縮小不少，用她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從臨產重回“懷胎三月”。可是我總是覺得老做穿刺而不做引流是不對的。因為如果引流手術不可避免的話，那麼為什麼不早一點做為妻子換來更長的生命呢？或許妻子在這段時間內，還可以恢復到以往的精氣神。是的，我知道引流的巨大風險，妻子可能因為這隨時死去，但是即便不做引流，妻子不也正在死去嗎！
我們最終還是到了癌症治療中的絕境，在這裡，任何醫生所做的一切都徒勞無功。在這個絕境，是每年美國會有4萬個乳腺癌患者都將面對的結局。在這個絕境裡，“為什麼不”竟然成為了所有問題的回答。為什麼不試試這，為什麼不試試那，即便所有的嘗試都會帶來已知的結果。
最終在聖誕節後，妻子的醫生還是為她做了引流，而且妻子差一點就死於其中。她腹中的積水重回血液循環，但是她的血小板卻開始驟降，從引流前的20萬一下子降到了5萬，而正常人的血小板數大概在15萬和40萬之間。五萬是一個臨界值，這意味著妻子隨時都有內出血的可能性。
每一天每一天大夫都興高采烈的告訴我們下面的治療計劃，可是每一天每一天，這個計劃都是相同的：就是不停的做血小板的檢查，直到數值穩定。除此以外，對話總是側重於引流是否有效果。大夫會一遍又一遍的告訴我們如果血小板數目穩定的話，引流就可以繼續做下去。然後他們就去看其他的病人了。
每天見醫生的時候妻子會問所有的問題，而我總會安安靜靜的坐在房內。我的沉默並不是源自禮貌或者輕慢，而是我知道即將發生的所有事情。我知道醫生們會回到走廊，然後彼此之間吐露真言，然後再回到房間裡面。我平時也是這樣子，會告訴我的病人所有的治療方案已經用盡，化療也不會再起作用。可惡的是，用醫局的話來說，是“在化療的時候，病人本身堅持不了了”。這個時候，妻子的乳腺癌變得和肺癌，胰腺癌一樣嚴重。她大約大去。在醫院裡又住了幾日，我們回到自己的家過新年。
以後的兩周裡，引流還真的起了效果。妻子雖然虛弱，但是肚子卻沒有一天天變大。我的假想最終沒有實現，妻子沒有增重，亦沒有恢復體力。她的肝臟徹底衰竭，有一日，她在家裡摔倒了，我大驚失色。為了安慰我妻子說道“我沒有問題的，剛才只不過是一不小心就跌倒了。”但是我看見了她眼睛的黃，我沒有忍住，像丟掉了玩具的小孩子，失去了女友的高中生一樣嚎啕大哭。
我們坐在咖啡館裡，聚光燈不偏不倚的打在妻子的臉龐上。我嘗試不去看，不去想她眼內的黃色，我嘗試順著任何妻子的話往下接，但是我偷偷給一個大學時候的好友發了短信，這個朋友後來也做了醫生，告訴她我妻子已經黃疸了。
最終我還是沒有忍住，脫口而出，“親愛的你的眼睛變黃了。”
她啞口無言，隨即又驚慌的問我“為什麼？”然後又問了一個我沒有預料的問題，“醫生們會做什麼？”我無法回答她第二個問題，勉強的告訴她眼睛裡面的黃色是因為肝臟衰竭導致的，而且我不知道醫生們會用什麼樣子的辦法治療她。所以我們得問問醫生。這是我向妻子撒的又一個謊。
黃疸會使得眼睛變黃，隨後就是皮膚。黃色本身沒有什麼，但是卻說明妻子的體內正在極度惡化。她的大腦也即將為毒素所侵擾。換言之，妻子的終點即將來臨。
我的手機響了，我那位做醫生的朋友，用了一句醫生們特有的術語，“哎喲我操。”
沒過幾天，在一個星期三的寒冷清晨，妻子被緊急送到醫生那裡。她已經嚴重脫水，即便給她補充水分，她依然無精打采，完全沒有恢復的樣子。醫生陪她度過了糟糕的六小時，直到我們可以勉強坐朋友的車回家。但至少妻子已經略有體力。她還問了醫生什麼時候可以接受更多的治療，醫生向她保證，會先看一看她的化驗結果，然後想想要不要繼續化療。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門遛狗。像一個出了軌的丈夫，剛剛離開了公寓樓的拐角，就拿出手機。
“我不能為她進行化療，她病的太厲害。我不可能給她化療，（化療）會殺死她的。”妻子的醫生在電話那頭說道。
“是的，我知道。”我告訴他。
“天哪，謝天謝地，你（還沒有完全喪失理智）知道這一點。”
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中間總有一個人得像大人一樣。”我最終說道。
醫生同意。“但是我不想告訴她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知道，也許我們也不用告訴她。”
那天晚些時候我們再去見醫生，妻子已經不能像昨天一樣站起來了，我握著妻子的手，大夫則把椅子拖到了妻子身邊。他告訴妻子，他覺得最好還是延遲化療。
你也許會覺得醫生騙人了。但是這是在是虛晃一槍。為不可能帶來理論上的可能，為患者留有一絲絲的希望，誰也說不准再過幾日就會有一種新藥被海風吹來。我坐在妻子旁邊，安靜的參與了醫生的這個陰謀。
但是妻子沒有被騙。確實，從那個秋天還在和我們兒子比賽做鬼臉的妻子，到現在這個輪椅上無精打采，滿身黃色的將死之軀，沒有人看被騙。妻子倒坐在輪椅裡面，想了一小下，然後努力支撐起自己，緩緩的問了一個沒有人應該問的問題，“我會如何死去？”“（死的時候）會痛嗎？”“我兒子會記住我嗎？”
那個週六我們的房子裡擠滿了朋友。妻子在沙發上坐了一天，傍晚的時候妻子告訴兒子，說醫生已經不能治療她的病了，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兒子你會好好的，爸爸也會好好的。”她告訴兒子在哪裡可以與她重逢，也告訴他她會永遠不離左右。
週日她睡了一整天。那天夜裡我擁著她，告訴她可以安心的去。週一早晨，妻子在我的懷裡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她輕輕對我說出了最後的話，“我愛你”。
沒有鬼魂從妻子身體裡面冉冉升起。也沒有以太般的靈魂。但是在她從我們的生活中離開，從人群中消失的那一刻，就注定與塵世間了一切道了別。以後的一切：喪禮，機械式的被裝入白色袋子，機械式的被取出白色袋子，被輕輕的放進車廂，一切的一切都與妻子的生命，她的活力無關。因為那些是不能被裝進袋子的。
當妻子的遺體被送走，我躺在床上，凝視著妻子所躺的那一邊。那個幾小時前乃至以往的許多年，都屬於妻子的位置。床罩被掀起，床單也有一點亂，放佛妻子剛剛起床時的樣子。
在我身後的，是厚重金屬門被打開的聲音。噠噠幾聲，又被關上。那是每天早晨妻子先我去上班時一樣的響聲。
許多周過去，許多月過去，我恍惚度日。
有些時候我感到麻痺。有些時候我感到一種空空的快樂，像是在用自己要用來買房子的錢玩遊戲。自從妻子生病以來，我就不再見病人，她走後的幾個月裡面，我也沒有能夠很好的照顧我自己的病人。我覺得總有一天我會恢復過來，但是我不著急。因為現在我還不想看別人的片子，不想讀別人的報告，尤其是那些關於血小板的。
我們共同的日子漸行漸遠，往後的日子裡我踽踽獨行，踽踽獨行。我想起我朋友Liz以前所說的至理名言：“當丈夫因為皮膚癌去世的以後，她總可以與一群人做這樣或那樣的事情，卻再也找不到一個人陪她無所事事。”
總之好萊塢電影裡面那種有關親人死去的感傷與憂愁都是胡亂演的。從不會有定時的痛苦與爆發，對親人的思念，對愛人的逝去永遠不需要什麼週年來提醒，不需要你看到以前一起去的餐廳，不需要任何能夠聯想起她的物件。在一起買沙拉的超市裡，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告訴你應該買哪一種芹菜，配哪一種大蒜泡過的麵包屑；在一起出發的機場內，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陪你看著舊電視劇的哪一集；亦或是在一個滿月的夜裡，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你的妻子，從認識你的那一天，就會告訴你生命之短暫與愛人的永恆。就像一個幽靈纏身，無時不刻帶來痛楚，偶爾哭泣，空無一物，但你卻不忍讓她溜走。
初二:魚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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