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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天生想做他人這一現象，說明了為什麼生活中會有許多讓人煩惱的小事。在社會這個完善的體系中，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並維護好它，但人人天生想做他人卻阻礙著這一體系。既然想做他人，我們就會去從事嚴格說來不該自己做的事。我們誰都有著太多的本領和才能，無法在自己狹小的職業或工作領域裡徹底施展。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大材小用，因此一直做著神學家們所說的“分外事”。
辦事認真的女傭不滿足於只做讓她做的事，她有著過剩的精力，於是她想成為整個家庭的改革者。她來到主人的書桌前，對書桌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她按照自己對於整潔的認識把那些文件書信收拾一番。可憐的先生回到家裡，發現自己熟悉親切的一大堆亂東西，雖整齊卻讓人討厭，於是他便造起反來。
某家公共汽車公司的一本正經的服務員，並不滿足於廉價舒適地運載乘客這一簡單的職責。他還想在某個道德文化機構裡擔任一名講師。當被運載的受害者拉著車上的吊環搖來晃去時，這個服務員卻讀著一篇材料，敦促對方要有善心，而不要推來推去。可憐的人思考著他關於至善的勸告，真想像朱尼厄斯回答格拉夫唐公爵那樣說：“大人，傷害或許可以得到補償和原諒，但侮辱卻是無法彌補的。”
一個男人走進理髮店時只想修一下面，但他遇到的卻是一個另有熱望的理髮師。這個嚴肅認真的理髮師對於人們的幸福並不滿足於作出一點點貢獻。他堅持還要讓顧客洗頭、修指甲、按摩、洗桑拿、吹電扇，這期間還要為顧客刷皮鞋。
人們只為了避免傷害職業工作者的感情——這些人總想提供更多服務——竟然能忍耐著讓他們對自己做出許多並不喜歡的事情。在一輛普爾曼式臥車裡，當某個乘客站起來讓人替他把衣服刷乾淨時，你注意到他臉上會露出斯多葛派式的那種表情。他很可能並不想讓人為他刷衣服，寧願讓灰塵留在上面也不想被迫把它吞到肚裡。但他明白別人指望自己要怎樣。這是旅行當中的一種莊嚴的儀式，這儀式先於捐獻之前。
人人想做他人，也說明了為什麼藝術家和文人學士們會有許多反常的舉動。畫家、戲劇家、音樂家、詩人和小說家，也具有女傭、公共汽車服務員和搬運工一樣的人性。他們希望“盡可能地用所有辦法對所有人做出所有有益的事”。他們對於習以為常的方式厭倦了，想要試試新的工作方式，結果卻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於是一個音樂家想做畫家，把他的小提琴當做畫筆。他是想讓我們看到他正畫著的那種落日的光輝。而一個畫家又想做音樂家，畫出交響樂來，但他因缺乏修養的聽眾聽不見他的畫而感到苦惱，儘管其色彩確實互不協調。另一個畫家則想做建築師，好像他的畫是用方磚建成的。它看起來是一座磚建築物，但在一般人眼裡並不像是一幅畫。一個散文家厭倦了寫散文，想成為一名詩人，於是他每一行開頭都用一個大寫字母，而寫出的仍然是散文。
或者你拿起一本小說，以為它是一部虛構的作品。但作家卻另有意圖，他想要成為你的精神顧問。他得為你的想法做點什麼，得重新調整你的基本觀點，得撫慰你的靈魂，把你身上徹底打掃一番。儘管你並不想讓他打掃和糾正，但他仍然要為你做那一切。你並不想讓他對你的想法做出什麼，那是你干自己的事唯一需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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