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往來，只要一謎上寫詩就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故詩人無不是“半仙之體”，其眼光和趣味也顯然與常人不同，對“住房問題”，他們的看法總有匪夷所思之處。
杜甫酸是個比較講求實際的人。他住的顯然是危房
：一到八月，秋風乍起，“三重茅”便席捲而去。難怪他愕然長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屁天下寒士俱歡顏。”他儘管是個名滿天下的詩人，還沒有得意忘形，知道自己首先是個寒士。他的願望肯定是過分了，但不難理解。
李白則不同。誰都知道他是何許人，一端酒杯就彷彿吃了豹子膽，當然也不排除借酒裝瘋的可能，否則他怎敢叫貴妃研磨、太監脫靴？他曾說：“我有一古宅，嵩高玉女峰”，堪稱豪情萬丈，可惜不著邊際，他自己也清楚，不過是說說而已。詩人也有腳踏實地的時候，《山中問答》裡寫道：“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大心自閒。桃花流水索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要求似乎也不是太高，僅是強調環境的優美。
相比之下，王維就老實得多，他的《少年游》裡有“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先鋒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高樓”在這首詩裡應該不僅僅是“道具”，也一定是詩人所嚮往的處所。我不相信他只想在裡面銜觴賦詩，不想在其中悠然高臥。
陶淵明雖說沒有明確地表示希望住在何處，只要讀過他的詩文，也就大致明白他心目中的棲身之所是什麼樣子。他為人低調，但如果以為他的願望也就容易滿足，便就大錯特錯了。他的淡薄是由於他仕途不順，而仕途不順則是由於他對自由和恬靜的渴望。他先後做過幕僚、參軍等職，皆因“不堪吏職”辭歸。最耐人尋味的是他當了八十多天的彭澤縣令，僅僅因為頂頭上司要來巡視，而他不願“束帶見之”，便掛冠而去當他的村夫野老，寧願過“種豆南山下”，“戴月禾鋤歸”的清苦日子。他的“住房問題”應該說最難解決，為的是他雖不在乎“三室、兩廳”，卻講究“周邊環境”。他要求有山有水，還得有一片蔚為壯觀的桃花林，而且“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這就踏破鐵鞋無覓處了。其實陶淵明也未必真的有次奢望，我然他為何故弄玄虛僅安排一個武陵人去大飽眼福，而讓無數的書獃子羨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