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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驚世界。自此，“堅強”、“信念”、“大愛無疆”之類的詞不斷爬上報紙的版面。到了2011年5月，時隔三年，人們對這場災難逐漸淡漠的記憶又一次被媒體和機構藉著三週年紀念的機會哄炒起來。於是捐款，於是探望，於是慰問演出，北川中學又一次回到了公眾的視線。
在這三年之後的重逢裡，我們又能看到什麼呢？
媒體的寵兒，北川中學的學生鄭海洋，全國知名人物，在災難後成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詞。堅強、執著、陽光……對這個因地震而失去雙腿的男孩，媒體毫不吝惜溢美之辭。他成為震後重建過程中樹立的無數典型中最突出的一個。但當人問起他對今後的計劃時，他回答：“上某某體育學院”，再問為什麼，他乾脆地回答：“因為學校的某某書記對我最好了，老來看我，她答應讓我上她們大學。”從他說話的語氣和表情來看，好像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現在，鄭海洋也許正忙著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愛心團體組織的慰問演出，忙著向鏡頭展現他最陽光的笑容。那時候電視機前的人們可以熱淚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還有重建生活的勇氣和希望，這樣我們就放心了。
正是這些好心人們，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驅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這些好心人們，三年後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強烈的好奇心的驅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僅以北川中學為例，作為一所震後不久就復課的中學，現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兩批遠方的來客。這不禁使人懷疑：北川中學是震後不久就復課的，還是直至今日都沒有正式復課？從鄭海洋的身上我們已經看到北川中學——不能說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消極避退的精神狀態，而這種精神狀態恰恰就來源於好心人們過於氾濫的無私的幫助，這些持續三年並且愈演愈烈的的幫助為他們的逃避現實提供了理由。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狀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仍只是一個趨勢。但在北川中學這個微縮的窗口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變化已經在某些人身上凸顯。
汶川變散了。這就像一個久病的人，剛開始時積極配合治療，遵醫囑要吃很多藥，勤加鍛煉，爭取快速恢復機體的功能。但堅持一段時間之後，病有了起色，醫生卻仍不減藥量，人就慢慢鬆懈了，對藥物的依賴增強，也不經常鍛煉了。久而久之，急性病變成慢性病，雖不危及生命，卻給生活帶來不便。這時有經驗的醫生往往會直接斷藥，人無藥可依賴，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統，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變散了。在剛震後形勢嚴峻時汶川人眾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匯成一股強大的內驅力，鞭策著人們去救援傷者、建設家園。當好心人們、慈善家們和愛心團體們反應過來，積極捐款捐物的時候，這股強大的外力的的確確推動了汶川建設的發展。但現在，三年後，我們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將步入正軌的時候，這股外力仍沒有消失，而是由推力變成了阻力，它強烈地干擾了汶川人建設家園的內驅力。從鄭海洋身上我們就能看到，這個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強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眾志成城地朝一個方向使勁的汶川不見了，出現了一個不屈不撓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現了一個研究災後心理陰影的心理學家們的實驗室汶川，出現了一個好心人們展現自己博愛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現了一個帶著陽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愛心團體的招待所汶川。這裡成了一個傾倒愛心的垃圾場。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這來，做憂慮狀、做沉痛狀、做飽含熱淚同情狀，於是捐款捐物慰問演出，當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動狀、做放心狀、做長舒一口氣狀，點著頭，微微笑著，背著手踱著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對祖國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我認為這樣的人，不是被言論的潮流所裹挾，被所謂的“愛心”蒙蔽了雙眼，就是以救災為噱頭，其實別有用心。
三年之後的汶川，發生了許多可喜的變化，但我們的目光也應穿透歌功頌德的言論，看到事件背後悄悄衍生的汶川問題。在媒體報道的浸泡中，在蜂擁而至的好心人們的簇擁下，汶川是永遠談不到建設的。我們要說，三年後的汶川很好，我們可以放手了。當某一年的五月十二號，沒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週年紀念”，沒有人再去汶川慰問演出，沒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時候，我們就終於可以鬆一口氣：汶川的人終於可以重建家園了。
天津市耀華中學高一: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