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假如沒有千禧年左右的那場風波，我家或許會是另外一副光景吧。
那時，父親正在廠機關黨辦擔任辦事員。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國企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國家一聲號召，千百萬員工紛紛下崗，自謀出路。而當時的企事業單位機關卻像個油潑不進，水滴不進的鐵牢籠。任憑外面風吹浪打，裡面的人依舊閒庭信步。“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這樣的民諺足以說明，人浮於事在中國的各個機關單位絕對不是個例。
上世紀的後幾年正是煤炭市場最疲軟的時候。無證小煤窯的存在，三角債的盛行使得國有大中型煤礦喪失了成本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舉步維艱。一度，父親的工資只能按70%發放。我那時又打算上寄宿制初中，對家裡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對父親說：“聽說你們單位車間基層領導崗位待遇還不錯，要不你給你們領導申請一下去車間工作吧？總這麼在機關混日子也不是事兒啊！”
父親同意母親的看法，於是給上面寫了申請。半個月後，一紙任命下來，父親被任命為某車間主任。
剛剛到任時，父親對工作兢兢業業。原先他可是廠裡有名的，愛乾淨的“小青菜”，那時卻時常穿著工作服和厚厚的膠鞋奔波於幾個廠房之間，搞的滿身又是汗，又是油。他與工人師傅們同吃同喝同勞動，有時機器壞了，需要檢修，父親就親自到第一線盯著，不時向周圍的師傅們請教著有關技術的問題。實在太累的時候，他就在車間廠房休息室的長椅上躺一會兒。
（二）
功夫不負有心人，沒過多久，父親就發現了一個可以為員工增加福利的好點子。
經過提純的原煤時常留下一些煤泥，過去這些煤泥經常被當作廢料棄之荒野，被風吹日曬，極大地污染了環境。而這些煤泥恰可以作為蜂窩煤的原料。在當時煤炭行業並不景氣的情況下，若把每天產生的煤泥賣給蜂窩煤廠，再用換來的錢補貼大伙的家用，豈不是一件雙贏的事情？
說幹就幹，父親一方面積極出面聯繫廠家談判，另一方面，向廠領導匯報這件事。不久，廠方就和一家有資質的蜂窩煤生產企業達成了協議。
可不知什麼時候，父親發現，原來堆積成山的煤泥，時常在半夜莫名其妙的減少。“沒家賊引不來外鬼”，父親經過長時間的明察暗訪，果然發現車間的一名中層幹部悄悄把煤炭偷運給另外一家沒有資質的蜂窩煤生產作坊。
於是，父親私下開始找那位“問題中層”談話，坦陳過去的事他可以既往不咎，但今後這樣的事情絕不能再發生。那“問題中層”在父親面前唯唯諾諾，連連稱是，可是背地裡依然隔三差五地做著見不得人的勾當。
終於父親忍無可忍，在又一次抓住問題中層偷運煤泥的事情後，忍無可忍，在班前會上點名批評了那位“問題中層”……
半個月後的某天，父親的工作忽然就忙了起來。第一天他托人說自己要加班，第二天他又說到年底了，生產任務跟的緊；第三天，他依然說自己要加班。這終於引起了母親的懷疑，於是到父親單位去找父親。
父親果然不在單位，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臉上一片淤青，胳膊上纏著石膏，腿上依舊有斑斑血痕。
顯然，父親被人打了。那天他值班，吃過晚飯回單位的途中，忽然路邊衝出十幾個彪形大漢，把父親的頭蒙上。一頓亂捶…。就這樣，父親不省人事地在路邊躺了好久，才被好心的路人送進醫院。
母親看著病床上的父親，只是哭。公安機關說，沒有切實的證據證明父親到底是被誰打的。廠裡的幾個領導腆著肚子，紛紛來看父親，對他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然後話鋒一轉：“這事兒發生在廠外，算不上工傷。您也知道，廠子目前正處於困難時期，當然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只能報銷您少量的醫藥費。您是老黨員了，也算是廠裡的老員工了，組織替您想，您也要替組織多想想啊……”
病床邊，母親在嗚咽；病床上，父親一聲長歎。
（三）
2000年是龍年，年初，國家有關部門開始了對小煤窯的全面整頓。煤炭市場的情況大為好轉。而恰恰是在煤炭市場剛剛“龍抬頭”的五月，父親卻被降了職。官方給出的原因是民主評議幹部不合格。而頂了父親缺的，不是別人，恰是那個被父親批評過的“問題中層”。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電閃雷鳴的夜晚，父親接到一個電話，知道自己被降職的消息。他手一哆嗦，電話機的聽筒狠狠掉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夜空中，一道閃電襲來，緊接著一聲驚雷，大雨像憋了好久，頃刻傾盆而下……
雨後的清晨，我陪父親去廣場上散步，我“小大人”一樣地勸父親：“下來了就下來了吧，‘無官一身輕’！”
我至今仍記得父親那天早上的眼神，那是一種怎樣的無助啊！憂鬱中帶有彷徨，彷徨中夾雜著迷惘。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可人到中年竟這般頹唐。雨後的空氣浸透了腳下的土地，泥濘的草坪上留下父親深深淺淺凌亂的腳印。
一向溫和的母親也終於忍不住了，“去告他！我都不相信，這麼大個中國就沒有個能說理的地方！”
父親不說話，只是一支又一支抽著香煙。
暴風雨過後，生活復歸平靜。時間，或許時間才是治療一切傷痛的最好解藥。然而，有些痛苦，雖然大家都不願意去觸碰，凝結在深處，一旦觸碰了，卻成了永難釋懷的創痕。
終於，多日的平靜之後，端午節的黃昏，母親和父親因為瑣事紅了臉。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當雙方終於把陳谷子爛套子的事兒擺在桌面上的時候，父親終於忍不住了，奪門而去。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時鐘滴滴答答地走著，空蕩蕩的房間裡，我和母親沉默著，沉默著……
九點半，十點，十一點。
母親開始著急，下樓去找父親。遠處傳來一個醉漢的哭聲，淒涼哀愁，是父親。我和母親奮力把父親攙回家，他像個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含混不清地說：“你總說讓我去告他，去告他，我得能告得贏他啊！他爸爸是局長……”
那個端午節是我過的最窩心的一個端午節，沒有粽子，沒有雞蛋，只有一地雞毛的家庭瑣事。
（四）
父親所說的那個“他”，是他的一位老領導。
時光倒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父親意氣風發，初來這樣一個還在籌備階段的，只有六個人的選煤廠。父親的文筆不錯，於是就被留在廠礦擔任某領導的秘書。這一干，就是八年。
那場風波過後，父親隱忍下來，在工人的崗位上繼續勤奮工作。
直到七年之後，事情又一次有了戲劇般的變化。
2007年，那位領導的局長父親不幸與世長辭。牆倒眾人推，樹倒猢猻散，那位領導終於因為經濟問題進了監獄。
很多問題自然浮出了水面。那一年，指使那位“問題中層”買兇打人的是他，修改民主評議結果，罷我父親官的也是他。他，眾所周知的身份是廠裡的重要領導；而鮮為人知的身份，恰是那家問題蜂窩煤作坊的股東和投資人。
監獄裡，老領導要求見一見父親。父親欣然應約。老領導撫著父親的手，連聲賠不是，說自己當年真是利慾熏心。總之，和電視上長放的那些“貪官懺悔錄”別無二致。
父親看著他，目光凝重呆滯，只是沉默……
幾年以後，我曾經問父親：“你恨他嗎？”
父親說：“曾經恨，但是現在不恨了。他女兒那時在英國留學，花費很高，以他當時的收入水平，絕對是支付不起的。哎，他當年也是為了孩子啊！”
都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可是可恨之人呢？有時是不是真的也有可憐之處呢？
（五）
為響應國家幹部年輕化的要求，按照廠裡的相關規定，車間的幹部四十五歲以上“一刀切”。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動盪，父親早已過了那個年齡，官復原職已經不可能了。
廠裡來了一位新領導，聽說父親的遭遇後，執意給父親在機關安排一個輕鬆一點的崗位，被父親婉言謝絕了：“現在年輕人腦子靈活，只是又豐富，這些崗位還是交給年輕人去做吧！”
我詫異地問父親：“進機關工作多清閒啊！沒有公務的時候，看看報紙，喝喝茶水。又是你的老本行，輕車熟路，多好啊！”
父親深深吸了一口煙，沉默良久，彷彿是在喃喃自語地說：“年輕人戒之在色，中年人戒之在鬥，老年人戒之在得。”
這下輪到我沉默了。
如今的父親依然在平凡的崗位上忙碌著。原先那些在機關工作的同事們大多都發達了。偶爾在一起吃飯，父親也越來越插不上話了。漸漸地，父親只好“只帶耳朵去”，久而久之便成了宴席中的邊緣人。於是，他們和父親之間便疏遠了。
而父親的朋友圈裡多了很多樸實的工人師傅。父親時常和他們有說有笑。有時，我也會很煩父親那油乎乎的工作服上汗漬漬的味道。每當我埋怨他的時候，父親總是自我解嘲道：“哎，當年那個乾淨的‘小青菜’，現在變成‘爛白菜’了。”
只是，在兩極分化，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情況下，父親的工資待遇依舊難有提高。原來父親在機關工作，母親在企業的學校時，父親的工資比母親的高。每當他倆紅臉時，父親尚可以趾高氣揚。而如今，母親的學校劃歸市教育局直接管轄，工資待遇自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父親的工資卻增長緩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於是家裡的財政大權自然牢牢落在母親手中。但父親似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常說：“錢交給你媽，我放心！”
他這話是不是真心的，天知道！
（六）
前幾天給家裡打電話，母親向我告狀說：“你老爸最近應酬很多……”
於是，我給父親通話，囑咐他出門在外，少喝酒，多吃菜。
老爸萬分無奈地像我“訴苦”：“沒辦法，像我們這麼大歲數的人吧，不是兒女結婚，就是父母過世，每個月紅白喜事又特別多。你老爸我人緣又好……”
不知怎麼，當他說到這些的時候，心靈深處的某個部分剎那間被刺痛了。
思緒不可遏制的蔓延開來。我彷彿看到了那個坐在煤油燈下，捧著紅寶書刻苦閱讀的少年，那是年少時的父親。南京市下關區學習“毛主席語錄”積極分子是他最好的獎賞；那個教導我寫作要言之有物，切記空談，字斟句酌幫我修改作文的身影，那是中年時的父親；那個一聽到紅歌就激情滿懷，夏夜每晚必到文化宮高唱紅歌的身影，這是現在的父親。
有人說，父親是山。我時常想，我的父親像什麼呢？他沒有山的偉岸，沒有白楊的挺拔。我想我的父親像無底深海，就像電視劇《潛伏》片尾曲唱的那樣：“在黑夜裡夢想著光，心中覆蓋悲傷；在軟弱中忍受孤獨，只為一個信仰。我的淚水是無底深海，對你的愛已無言。相信無盡的力量，那是忠誠永在……”
高三:蘆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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