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為大，逝者可敬－－年年“安息”的禱告，歲歲焚香的墳頭。一抹思念長存，捧一掬淚，打破那死寂一片，問：魂兮，在兮？安兮？為和平立碑，碑下萬千信徒，凝望，盼“和平”歸來？載“和平”入史？不僅為紀念，更為“祭奠”。
和平已死？或和平已死。作為一種關係的理想化，和平，人類永恆的力求。先人借它構造了歷史，在與“戰爭”共同充盈的史冊裡，它總是那麼聖潔，完美，眾望所歸，以至於“戰爭”被映射的總是罪惡，骯髒荼毒生靈。事實又的確如此，人類對“和平”的熱衷一向幾乎“溺愛”，儘管“戰爭”時刻出現，但它的出現根基於人的被迫。發動戰爭者，不是為維護國家永恆不衰，就是滿足人民之所欲，或是自身過激的“民族自強感”。誰與身好鬥？“人之初，性本善”。人類潛意識下還是時刻憧憬和平的善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為“善之善者”，這種“和平速勝論”歷來成為古代兵家的宗旨：諸葛亮北伐不間，“好戰”源於白帝城托孤的“枷鎖”，降敵作為首選，一直取代“下城”。多少場和平談判，勝者以“威震四海”自詡，敗者以“黎民百姓“自安”。一紙降書，避免了國家的滅亡，各處會談湮沒了戰爭的萌生。和平已死？然而，和平，是否又有它獨有的本質？作為人類動亂後的精神寄托，作為姑且對現實世界的聊以自慰，戰爭後的調停者，往往載道的是，為戰爭圓場，為戰爭作嫁，亦或是孕育戰爭：一戰後，列強擬定的和平體系，卻換來了二十年後更殘酷的二戰；二戰後，蘇美規劃的和平藍圖，掩蓋了冷戰的冰尖？迎來了各個區域的混戰！和平，失其本質，有與無，便沒了界限，暢和平者，懂和平乎？和平已死。
和平應死？或和平應死。競爭與和平，兩種高尚的合作理念，人類不加以區分的同時，還樂觀地自滿融合。什麼“比賽第二，友誼第一”，“和平競爭”。不知道他們尋求什麼，也許，在他們眼裡，競爭者，可惡。更不明白，競爭和戰爭，又有何本質區別？對和平嚮往，畏懼如此程度，以至於，想方設法掩蓋“戰爭”所表現的“殘忍”，轉型為“競爭”的“激烈”。並且，還套上“和平”的框架。的確，如此之後，人類在善化了的“競爭”中表現出的手段，也相繼變為“實力、頑強”等等。心隨即可安，已安之心必會放手一搏，且不說激勵心志，和平使戰爭、競爭中的勝者，戴上成功的冠冕，站在歷史浪頭，響應先人，啟發後人，謂之曰“治世英雄，亂世梟雄”。和平應死？既然競爭已是善化了的戰爭，二者強調的是“弱肉強食”、“唯己至上”。無論民族、團體、個人競爭，施展自己，置對方於必敗之地，才是取勝之道，才是“優勝劣汰”的結果。然而，“和平”理論再將競爭善化，使競爭者塗上友誼的妝，壓制自身爭強的一面，近於“坐視垂成”，即消極競爭，如此和平，歷史浪頭一定會於空中瀉下，未來全然不會有未來。和平應死。
死者比生者更受尊敬。人類對逝去的，更會同情、相信、懷戀。與此同時，對逝去的追念，總是那麼綿長，明知道“一去不復”。和平時代的人不考慮下一場戰爭是否或何時到來，總是回首上一場戰爭與和平的輪迴，企圖從中獲取些許警示，更妄想這和平的形式，可安己心。然而，空留和平的形式於世，其本質卻死的徹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說是要爆發餓伊朗戰爭，那些發動戰爭者，打著“消滅恐怖主義，塑造無核世界，維護和平”的大旗，不知廉恥地將自己裝點為正義的使者，與此同時，一些旁觀者儘管嘴上發發牢騷，然而，行動上的麻痺，縱容這“和平”上演。戰爭的確單純，無論何時，也不會失去自身的本質。相反，和平為了滿足不同時代的需要，本質已喪失殆盡。
用死者掩飾“罪行”，其罪更罪。
人類善化了“和平”，卻又罪惡了“和平”。作為“悲劇”，和平，承受了太多。本質已亡，人類卻不以為“和平”已死，形式的沉重，令其怎能榮耀，怎能延續？
血祭的禱告，刻在碑上，祭奠這人類的寵兒－－和平。我願和平真死，我願和平的死，換來本質透徹的“原生態戰爭模式”。我願和平死的安息。
我願。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