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有一本書，名為《行者無疆》。
而我要說的是：
行者並非無疆。
文化有區域性疆界，各自固守，又相互交融。一次次的衝撞，一次次的交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文化的內涵，加深了文化的底蘊，但根本上的文化疆界，卻並未消融。
而這些疆界，一定程度上便阻礙了行者的腳步。因此，無形的疆界便成了有形的封鎖。這些文化的疆界，便也成了行者的疆界。
文化的地域性疆界，歸根到底便是文化最原始的自我衍生。不同的地域衍生出不同的文化，這些文化有各自的根本，各自的積澱。當然，也有著共同的特性。這些共同的特性為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交流，產生交集，形成互補提供了可能。卻也使文化的疆界愈趨複雜化。
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固守。交集之外的固守使互有交集的文化更加繁雜深沉。就如同萬花筒中千姿百態的圖案，在有自己固有的形狀的同時，卻又有其他圖案的映射，交疊於一起，讓人目炫，眼花繚亂。
這種混亂的疆界形態會讓走入文化、試圖瞭解文化的行者產生如夢似幻的迷惘，從而禁錮行者的腳步。
這應可以說是文化的一種自衛手段。
行者的另一個疆界，來自於現實。
與其說是疆界，倒不如說是約束、限制來得確切。但疆界與約束本就沒有特定的界限。因約束產生疆界，疆界便成為約束的客觀載體。
現實對行者的約束有很多，其中最突出最嚴重的是：經濟與輿論。
規模越大的文化考察，就要有越雄厚的經濟基座。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確實是現實。現今沒有哪個文化遺產不是被保護著，再有各個疆界的阻礙。於是，要做到余秋雨先生那樣，對大多數人來說，著實困難。不論是《文化苦旅》中對整個中華文明的探究沉思、《千年一歎》中對亞、歐、非文明發源地的追尋或是《行者無疆》中對歐洲的遊歷考察，首要的基礎便是經濟。可以說，這些都是已經濟為支柱支撐起來的。而大半蝸居的文人根本沒有這個實力，許多對文化有興趣的學者沒有這個能力。那麼，惟有藏身一隅，對那些道聽途說的耳聞，注入自己的見解和認識，順帶發洩自己對世道的不滿。這只是純粹的自我麻醉、很單一的阿Q精神，很難批評或表揚，更不易反對或支持。
不論是批評、表揚，或是反對、支持，輿論便已產生。而這種輿論的矛頭無一不指向行者。這就為行者增添了無形的壓力。而這些無形的壓力，經過積累傳播，逐漸演變成有形的疆界，阻礙行者前進的腳步。即使有固守信念的行者，對輿論毫不理會，但他的腳步，亦會因壓力而明顯受阻，直至終被約束，禁錮於疆界之內。
行者之疆，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