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事與事之間是有聯繫的，尤其的人的事。由寫作文，我想到很多。
我經常看到一些文章（不如說是中國學生的文章），其結構無非是開篇一段大道理，中間則是兩則某位名人用這個道理做人，然後取得成功，結尾把道理再複述一遍，並且號召人們用這個道理做人。這種作文，人們稱之為“佳作”，或由老師在課上念給同學們聽，或成千上萬印在作文書裡。那些印在作文書記得“佳作”，底下往往有個“專家點評”，何謂“專家點評”？就是由一群自稱專家或他人稱之為專家的人把別人文章從頭到尾誇一遍。
有一些人，恨透這套模式，在屋子裡待久了，太熱，他們打開窗子，要跳走。於是自編故事，寫森林裡的動物故事，寫河裡的魚蝦故事，嗯，事情得起自己的良心，但不會有好下場。可憐你辛苦寫了幾百字，即使他口角上揚，說“有點意思”，但總會零零散散給你打個幾分，寫得實在好了，也只是剛跨及格線，分數是不能和“道理作文”相比的。我也想過，這些學生是如何聽來這些道理，人人都對人生看得如此透徹，發出如此感慨。或是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把，或是文革留下的，也許都有，後人扔受用至今。中國人向來喜歡“體面”，人不太敢亂說話，所以在寫一些東西的時候，力求正經、嚴肅，一者見其文采出眾，二者見其成熟穩重。那些跳窗的人，平時無關緊要的練習可以寫羊寫魚，但一到真正考試，便又嚴肅正經起來。一有因低分受老師家長痛罵之壓力，二也為拿個好分能抬得起頭，所以，也不能免俗。其中最假的，莫過於考場作文。大家都想進高校，故討好閱卷老師是不可少的。所以大家都教人做人，為見其文采，非要用古文調子寫江南小鎮煙柳畫橋不可，甚至於通過幾個“啊”強烈抒情，這個“啊”後面往往帶走感歎號！而我看到滿滿的“激昂文字”下邊，卻是滿紙的虛偽。說要淡泊名利的，你且叫他到西部支教，看他肯不肯；說在城市覺得人群冷漠，或看不到森林無法呼吸的，不妨叫他到山區呆幾天，我猜他會說：這兒真可怕，真是人呆的地方嗎？在一本書上看到有人罵郭敬明，因為郭敬明曾說：我寫作就是為了賺錢。本來沒什麼錯，只是這位罵人者說郭敬明把文學當做事業，認為郭寫作目的太商業，侮辱文學。這種人，你既嫌錢如此之醜惡，倘若這本書刊登了你的文章，卻不給稿費，或鈔票擺在你面前，附一張紙，寫：用“錢的好”為題，寫一篇作文，寫完拿走，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嗎？為顯你清高，為何不再像李耳那樣打出“無慾”“無求”的口號，或像孔朱之流說出“女人真是害人的東西”的話來？
當人們成長起來後，進入了社會。不過，也還是那樣。各種報紙新聞，都大談社會主義，大談馬列主義。30分鐘的新聞聯播，很多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主席親切同村民握手。如果有機會，我會問問田里插秧的農民，還要問問局長市長，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局長市長，如果他不懂，我先是笑一下，然後反問：開會的時候你不是和同志們學習了嗎？如果他懂了，我會謙遜的說：請你翻譯成人話。
由此，我想到“領導”，由“領導”，我還想到一些問題。我在高中唸書，公辦的學校，是不是會有領導來，說要檢查工作。於是在課上這幫大腹人來之前，總是發動全體，開始大掃除，各種擦窗擦椅，目的是為了給人家一個好印象，到這幫人一走，一切又恢復了原樣。有意思的是，我們學校有初中部，我們沒有週末，週末在教室進行一項叫做學習的活動，但在法律上，這是不允許的。為了“渡過難關”，於是前一天便進行安排，讓初中部的放假回去，然後讓各班班主任回去交待“封口”事宜，班主任說：明天要是領導來，問你們有沒有初中部，或者週末上不上課，你們怎麼回答？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但你能說有嗎？於是一笑，很有默契大聲齊聲說：沒有。
當很多的虛偽假套擺在眼前，注定會使有思想的人更加孤僻。我曾經無數次的想，到底文學的意義在哪裡？但始終沒想出個什麼結果。但我肯定的是，它絕不是將嘴裡說做而實際上做不到事情寫在紙上給人們看。對於如何寫作，魯迅說：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我想還應加上：勿空談。
學校是培養不出偉大的作家的，尤其在中國，考試分數對一個學生來說是多麼重要，而這往往是對一個作家最大的禁錮。人們似乎還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想說什麼不敢說，寧可忍著。忍著忍著，人容易憔悴，變老，所以我們總是開心不起來。一個偉大的作家，除了海明威說的有一個不幸的童年，我想，一個作家最不缺的，是漫無目的的想像和無畏的叛逆精神。
在這場上上下下演的戲裡，有的人不知道在演戲，還在演，有的人知道在演戲，卻寧可埋沒良知繼續演。但光明正以正無窮大的趨勢到來，現在沒人喊，少有人喊，將來也一定會有人喊，而且大聲喊：
“卡！”
高二:黃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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