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讀著王蒙、冰心等人的一兩篇文章，總能在書縫或一些不起眼的旮旯中讀到類似於下面一句話的文字：此人乃中國近代文學的奠基人。每到這時，我就會有意無意的“懷舊”，絲毫沒有敬佩意思的過渡。
在他們那年代，世事混淆不清，各種言論甚囂塵上。這個青年說，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和十月革命云云，那個青年說從英國資本主義的表現說開去種種。有些世人就開始彷徨了，連魯迅都算著，正所謂夢醒來，卻發現無路可走。這時有些人就要吶喊了，於是便有了“文學奠基人”的說法。而在我們那年代，逮一蛤蟆能擠出團粉來，社會競爭多可怕。想到這，我就開始埋怨俺娘了，假如把俺生到那年代，再有些先進思想，不就化身為龍了嗎？
在他們那年代，群狼逐鹿，戰時迭起，雖沒刻意強調，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計劃生育的效果，有意無意的將“世界20億人口日”推遲了5，6年。從這些角度看，張作霖，吳佩孚還是師出有名的，人少好吃飯嗎！這麼說來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侵略和日本軍隊的大東亞共榮圈使不得不“提倡”了，儘管冒著南京大屠殺之大不韙，可他們為當代失業者提供了多麼便利的條件啊。廣闊天地，才大有作為嘛，在十三億中國人的夾縫中喘息可不是個容易事。被逼無奈，失業者，包括其中的大學生，只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管他娘的什麼《土地法》《森林法》，“人生恰如流星，需盡力發光。”某哲學家就曾有言：活著，是一切作為的前提。，那好，既然不能改變自己，那就改變自然。這個理由雖冠冕堂皇，但你卻不得不承認他——
生活的重擔扣進他們孤獨的肩膀，他們能無聲的忍受嗎？
你只能說，他們是惡性循環的一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