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寫於1921年，是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魯迅寫《阿Q正傳》“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是想“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個在辛亥革命中的貧苦農民，這說明了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張同他關心革命，關心農民對革命的態度以及革命給農民帶來的利益等種種問題間的一致性。
小說通過對阿Q的形象和悲慘一生的描述，鞭撻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等落後、麻木的精神狀態，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了辛亥革命沒有發動和依靠農民而終於失敗的歷史教訓；從而，在實際上提出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這就是《阿Q正傳》的主題思想及其意義。
在這篇小說裡，魯迅塑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阿Q。文章中通過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國農民的麻木和不覺悟，並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農民的精神枷鎖，中國的民主革命很難有光明的前景。但阿Q形象的意義又遠遠不只是一個農民的代表，他具有更為深廣的思想蘊涵。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村，貧無立錐之地，只能靠打短工為生，社會地位極其低下，連一個姓名也沒有，受盡了剝削和欺凌。但是，他卻不正視現實，不去反抗鬥爭，反倒無憂無慮，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勝利”。正是這種精神勝利法使得阿Q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也使阿Q顯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戰勝對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無根據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將來，又最能在現實中毫不知恥地自輕自賤；他死要面子，諱疾忌醫，從不敢正視自己的弱點，甚至以自己的弱點為榮；他還欺善怕惡，欺弱怕強。但儘管如此，阿Q作為一個勞動農民，還是表現出自發的革命要求。當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傳來時，他不覺“神往”革命，希望從此能夠翻身。不過他的“革命觀”，是與落後農民的私慾和許多糊塗觀念聯繫著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錢等），他並沒有真正地覺醒。雖然，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已不是阿Q所獨有，它是整個國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態的集中體現。“阿Q相”已成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詞。精神勝利法深刻的階級根源來自於中國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意識，其歷史根源則與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上屢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緊密相關，而農民小生產者的保守落後等弱點，又使阿Q這樣的農民更易感染上精神勝利法。魯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實為畫出國民的靈魂，以拯救民族的命運，對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對整個舊社會、舊的封建思想意識形態的徹底批判。阿Q生活的時代雖然已經永遠過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卻並未絕跡，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與此同時，魯迅高度真實地描繪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的面貌，為阿Q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環境。尤其是，魯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黨人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沒有意識到農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沒有去啟發和發動他們，終於被封建勢力篡奪了勝利果實，而沒有發生真正的變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阿Q最終被所謂革命政府誣指為搶匪，被綁上法場，結束了悲慘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團圓”描寫，其實是對阿Q的革命既不簡單的肯定，也不簡單的否定：阿Q的嚮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壓迫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阿Q革命的動機是模糊的，是出於一種激動而盲目的情緒，缺乏起碼的革命覺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極端錯誤的，無非是殺人、奪物與傳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對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將辮子盤在頭上，或去投靠革命黨。由此看出，魯迅對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態度的。阿Q的“大團圓”的結尾也是革命黨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必然結果，他既是阿Q個人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正是通過阿Q這一悲劇結局，魯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總結了這場革命由於沒有發動和依靠農民而終於失敗的歷史教訓，從而也在實際上提出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傳》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現實主義的傑作。在具體的藝術手法上，魯迅運用傳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採用敘述體的結構和誇張的諷刺性的語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將悲劇和喜劇兩種不同的風俗融為一體，達到悲劇內容與喜劇形式的有機統一；在寫人的藝術上，成功地將西方小說注重描寫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等特點，與中國古典小說的白描手法、傳統形式的結構及用人物自身言行來傳達人物神情的藝術傳統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