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拙析被束縛千年的中國古代女性愛情觀
中國古代女性並沒有愛情。
出生在男子的絕對至尊封建社會下的女性，注定了喪失一切權利或是享受一切男子應允下的權利，包括愛情。她們沒有愛情，只有婚姻。三綱五常之有夫為妻綱，作為男子附屬品形式而存在女性，從某種角度來講，女子在婚姻上也是絕對被動的。
少女初成人形便被媒妁之言相與男方，在毫不知對方性格背景長相的情況下就為父母包辦捆綁式的婚姻蓋上了紅蓋頭。多的是新娘子洞房花燭夜才知夫君長相（倘使燭光昏暗就還得再過一夜），而岳父母卻早已將賢婿的面貌爛熟於心。在這種更甚父母“嫁給”婿的婚姻制度下，女子的終身大事都只由著父母一手操辦，自己等同於一件被標好價的商品，由父母尋求買商，男子所謂的“愛”女子，也就如同商賈愛財、農民愛地一般——以女子是否有價值為前提。不外乎娶一位端莊賢淑的正房炫耀於人前，或是納幾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滿足私慾。與街市之上挑選貨物細細篩選無多大不同。而整個過程至始至終女子只能被動於這種畸形的愛情形式與女性命運。
為了避免這種命運，就有了站在父母權貴前說“不”的。可劉蘭芝的反抗是投河，而杜十娘的反抗是沉江。從道德習俗及煩瑣的框框條條來看，封建體統是不允許自由戀愛萌芽的，歎才女唐婉咽淚裝歡歎“世情薄，人情惡”；世外仙姝林妹妹也因有情人成不了眷屬一氣而亡；雖有梁祝化蝶雙飛之美，卻也走盡了坎坷的愛情道路。
於是就有了順從。大多女性開始順從甚至已迎合這種愛情形式。這也正是封建男尊女卑思想對女性愛情觀的最大戕害。《金瓶梅》裡潘金蓮、李瓶兒雖被作為洩慾工具，卻反而“以苦為樂”，於小小的西門府裡爭寵奪幸；《水滸》中的扈三娘被宰了全家卻認賊作兄，還嫁了個五短之人，反而以為幸。封建的思想已將這些女性腦中的愛情細胞滅絕，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是非顛倒的盲從與迎合。
娶妻求淑女，所謂“淑女”，不過是打雜持家，生兒育女，相夫教子，而男子才是社會的主體，才是事業的拚搏者，才是家裡的頂樑柱，才是女子的終身依靠，而這種類似“賢內助”的對男子依附的女性角色不僅是封建統治思想對女性的思想桎梏的結晶，也是沿襲下來的被束縛千年的中國女性愛情觀。
二、從西方羅曼帝克式愛情淺談現在中國人的愛情觀
西方是羅曼帝克的發源地。
熱烈而直白的西方人對比生命價更高的愛情的高度追求締造了一種浪漫的愛情形式——羅曼帝克式愛情。每日一個吻，一個擁抱，一束鮮花，一盒巧克力，一句“我愛你”都是羅曼帝克式愛情的表現形式。感性的分享，性感的共處，用最直白的方式表達彼此愛意，最露骨的愛情。
在西方文化打開中國國門後，羅曼帝克式愛情逐漸被中國廣大癡男怨女引入談戀愛的步驟，羅曼帝克式愛情直白地將精神上的愛有形地表現出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將抽像的愛情形式化。中國人大多是含蓄的，對感情的表露通常是言於溢表，羅曼帝克式愛情正好補缺了戀人間尚不成熟的愛情的一些空缺。
於是，含蓄的中國式愛情逐漸被羅曼帝克式愛情所替代，也逐漸形式化。
這是一個浮華時代，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人們娛樂化、物質化的病態心理，娛樂化、物質化的愛情也成為了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的產物。自由戀愛的氾濫如通貨膨脹中的人民幣，愛情貶值了。成了遊戲，成了形式，甚至成為一些攀龍附鳳的手段和堂皇之詞，愛情觀也被被無限扭曲和變形。
打破了傳統愛情觀的思想枷鎖，每個人都擁有了愛情的權利後，強烈想嘗試的慾望在含蓄的中國人的心中萌芽直至爆發，僅限於個人對愛情籠統而淺薄的概念以一種相處方式的姿態嘗試愛情，當發現現實中的愛情與以往歌功頌德的神聖愛情的落差後便開始貶低愛情。愛情觀在走向另一個極端。
越是當所謂的愛情被貶得一文不值的時候人們越是渴望真愛。畢竟愛情終究發展成了生活的必需品。社會本來就是矛盾的主體亦是矛盾的載體，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的發展是由他固有的矛盾推動的。
三、簡談我的愛情觀
綜上所講，作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中的一種，愛情觀的社會意識的本質決定了它受社會存在的制約，不同的愛情觀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因而我們應該折中地對待不同的愛情觀，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既要既不可盲目順從亦不可流於形式。
真正愛情不是片面的風花雪月，它是兩個人的內心深處的情感交替與彌補，是靈魂的觸動與交涉，是一個赤裸裸的人在這個塵世的補給。而他又區別於柏拉圖，人有七情六慾，緣何上帝要用愛的方式解決人類的繁殖，因為愛是情和欲的統一體，如初生嬰兒對母乳的渴求，他是一個人最原始的感情表達。
同時，愛情亦是一種責任，一種相伴相依的責任，用西方人的話來詮釋則是“從今天開始相互擁有、相互扶持，無論是好是壞、富裕或貧窮、疾病還是健康都彼此相愛、珍惜，直到死亡才能將我們分開”，用中國人的語言來說便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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