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先鋒作家裡，余華是自己瞭解得最多也最為喜歡的一個。
《兄弟》可以說是當下談及余華無可迴避的一個話題，儘管這很難於掌控，也常常陷入尷尬。
張悅然曾經提到，一個真正的詩人內心要“既有耶路撒冷又有奧斯威辛”，這是從文學本質生發出來的永恆命題。我極為欣賞這句精妙的譬喻。
地獄致人沉淪，天堂也誘人沉溺。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是活在人間，活在土地之上的。它既要敏銳的嗅到地獄橫溢的戾氣，又能虔誠的瞻仰到天國投出的光亮。因而他在矛盾中成就自己的情懷，在悲喜間體會世事。
對罪惡存在的承認，也是對美的前提性肯定。
也正如我在一篇日記裡提到的，有一個忽然閃過腦海的極恐怖的念頭讓自己十分警覺。而深究下去才發現這個念頭源自米蘭？；昆德拉的一處情節和杜琪鋒的一組鏡頭。對罪惡的掌控能力證明了他們不愧為兩個不同領域的大師。
那麼《兄弟》在原則上已可以接受。而且我們不能否認，在上部中，對這一家四人種種遭遇的同情與感慨幾乎是不可遏止的。這也很大程度地反應出了余華的成功。
然而，在下部之中，一副恢弘的局面下展示出的卻是一出出人性的鬧劇和悲劇，余華本是寓之以極大的諷刺的，然而這至關重要的一點卻淪喪在了茫茫無措的敘述中了。余華也提到“敘述統治了寫作”，“自己只能作為一個忠實的敘述者存在”，這恰恰反映出余華對罪惡的不斷繁衍已失去了掌控，那麼整個後半部也失去了控制。
余華成功地描繪了一個重新存活的奧斯維辛，但他卻深陷其中，反而受控於此，他也沒能引出那條指向耶路撒冷的路。
這是一處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