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時我會看輕自己，但我依然很重要。
對於我的母親，我最熟悉不過的是自家門口厚重的石階上最美麗的聲音——母親的呼喚。聲聲呼喚，送給我一個甜滋滋的童年。
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偎在母親身旁，依仗我小學學習委員的官職驕傲的對母親宣佈：“娘，等兒子掙錢啦，把掙的錢的一半給你。”樂滋滋兒的期待著母親的讚許。而母親的全部表情是：微笑著，又像是沒笑，透露出一種不屑。我再一次努力地說：“把掙的錢全部給你。”希望改變母親的不屑，換回的仍是淡淡的一笑。我猜不透母親期許兒子給她什麼。而這份承諾至今仍未兌現。我要用餘生還母親的債，償還這無法承載的母愛。
童年裝載著數不清可笑的故事：母親經常說不喜歡吃雞腿，而我有義務幫母親處理掉；假惺惺的抹眼淚兒，假裝走不動路，央求母親把我背回家；為了換得一頓可口的飯菜解饞而裝作臥病床；童年的滑稽終究有點心酸，不說且罷。
如今，我家的電視很古怪，除了我，誰也弄不出人兒來；煤氣罐沒氣兒了，我要去四里開外的液化氣站灌氣兒，更重要的是，我不在家時，爹媽的飯菜也只是湊合著吃，並且，冰箱也會在我離放假還有幾天前被塞得滿滿的。我決定了，我很重要。
對於我的父親，我更多的是仰視。高爾基說：“父愛是一部震撼心靈的巨著，讀懂了它，你也就讀懂了整個人生。”但我至今沒有讀懂，只淺薄地知道父愛像一座山，即使我自己當了爹也爬不上的山。
父親喜歡抽煙喝酒，落下一些病根兒。整天忙著給他上大學的兒子掙錢，經常忘記藥。有時連藥也得花上半個多小時找齊。母親勸他，他只是頻頻點頭，稍後便忘得一乾二淨。只有我和姐姐的聯合抗議才能引起父親的注意。
我不敢說我是父親的傑作，但我至少可以算是父親炫耀的資本，起碼能比得上他的兩畝天字號土地加上一頭黃牛。
對於我的姥爺，我養成一個習慣：每次放假照例陪姥爺說會兒話。多半時間是他教我《弟子規》，解釋一些佛家理論；少半時間是他問我一些生字。而我卻把姥爺給我的那本《弟子規》壓了箱底，拈起姥爺的期許，不覺有些隱痛。
另外，村外水塔邊上姥爺的一畝花生地，照例每年由我去刨，我很重要。
對於我的姥姥，我也很重要。我的姥姥年逾七旬，過慣了苦日子，連一碗發餿的小米粥也會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喝掉。然後，便是忙著找醫生，打點滴。
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我要趁米粥沒變餿之前趕緊喝掉；或者，瞞著姥姥把發餿的小米粥倒給那只胃口好的老黃狗；萬一這些都沒來得及，我會照顧姥姥靜心養病．
這個對一切事物感到新奇的老太太，會莫名地對著響起的手機發呆，而我則會“趾高氣揚”地抓起手機大聲說一聲“喂”。而後便教姥姥怎麼拿手機，怎麼接電話。姥姥每回都會皺著眉頭說：“太難啦！”這時的老人更像一個孩子，一個喜歡說話的孩子，一個不喜歡寂寞的孩子，面對這樣的“孩子”，我不重要嗎？
對於我的姐姐，我很重要。當母親斥責姐姐要讓著弟弟時，我會義正辭嚴的站起來說“不許欺負姐姐”；當姐姐缺錢買零食的時候，她會慫恿我跟父親要錢，這種方法很靈，一要一個準兒。
關於姐姐和弟弟有這樣一個比喻：說手心和手背都一樣，其實不一樣。無私的姐姐是手背，自私的弟弟是手心。因為要用手遮蔽風雨烈日時，始終是手背向上，呵護著手心。而伸出手去迎接禮物和花朵時，手背退居其次，手心向上。
從今天以前，姐姐已經重要過啦。我要當姐姐的手背，讓自己也重要一把。
對於還沒同意成為我的女朋友的未來女朋友，我很重要。
倘若她不幸地成為我的准女友，我便有了中國人普遍的責任：找一份好工作養活老婆，買一套買得起的房子，給父親準備小孫子，怎樣使自己成為一個偉大的父親等等諸如此類。
倘若她不幸的成為別人的准女友，我會在祝福她的同時，往死裡考驗她的男朋友是不是比我的優秀，順便稍微證明一下以前我很愛她。
對於朋友，我很重要。同學聚會，少了我，就會少了個出洋相的角色；哥們打架，少了我，可能會被對方全部撂趴下。
對於陌生人，我也很重要。我的微笑很有磁性，有可能會讓他或她重燃希望；我的醜可能會喚起更多的人的自信；我的言語，或許能成為某個人的座右銘，在文章中引用說“趙恆生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這極有可能。對於世界的花花草草，我很重要。我可憐獨自綻放而無人欣賞的花，一次次體驗：“凌晨四點鐘醒來，發現海棠花未眠。”渴望每一個生命的綻放。我會靜靜地駐足在所有美麗的生靈面前，幫助所有人欣賞它的語言和姿態。
星星在哪裡都很亮，就看你有沒有抬頭去看它們。生活就像洋蔥，一片一片地剝開，總有一片會讓我們流淚，感受到生存的價值和自我的魅力。你有理由對這個可愛的世界說“我不重要”嗎？
沒有人想死，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是希望能活著進去。
畢淑敏說：“重要並不是偉大的同義詞，它是心靈對生命的承諾。”即使事業，前途，愛情，家庭都如泡沫般破滅，也不要悲觀。生存本身就是一種資本，一種幸運，一種對命運不公勇敢的挑戰與蔑視。
所以，什麼英雄事業，什麼壯麗河山，什麼香車寶馬，什麼生花妙筆，什麼絕代紅顏，記住“只有自己，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