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這個字眼很模糊，也很生疏，彷彿陳列在地下室年代久遠的鐘擺，不會讓人記起，可它卻好不知倦地左右擺動，一左，一右。
請別誤會父親在我心中地位無足重輕，而是“父親”這個名詞太陌生，因為我叫父親“小叔”，而不是叫爸爸。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這樣叫？我也曾無數此地問他問什麼叫他“小叔”。而他只淡淡地說，為是不要太親。
為了不要太親，我叫他小叔。為了不要太親，我們真的越來越疏遠。這種疏遠像幾何學中的指數型函數一樣，隨時間的流逝呈爆炸趨勢。
記憶中的小叔以父親的身份好像只生活在我的童年。童年的早晨與晚上的時光是美好的，因為有個叫小叔的男子。
5、6點的天空微白時，他便叫醒我們去晨練。沿著公路一直走。我們會隨手摘路邊的野草野花。記憶裡，那些野花野草是橫屍於馬路的，十分安然寧靜。路的盡頭是街邊小吃。其實小叔是用這種手段將我們“拐”出來走路的，很奇怪的是這種笑伎倆屢試不爽。
晨練回來，便去菜市場，我們跟在小叔後邊提菜，十足府衙裡的小廝跟這老爺出巡。市場上叫賣的阿姨伯叔們都認識我們，一見我們便說，瞧，是xx的女兒。我們是小叔的女兒。小叔認識鄉里的大多數人，因為我們的家族就是一鄉里。
鏡頭一暗，天便黑了。晚飯後的星星星眼睛眨得十分俏皮。小叔吆喝，去哪。我們便會再去壓馬路。我們像極了饞嘴的老鼠，只要有誘惑便會勇往直前，不管那鉤著食物的欞一頭是要命的老鼠夾。只是這次不是小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飯後甜點，用小叔的話說是鍛煉我們教理的輔助工具，用我們的話來說其實就是冰淇淋。五角錢一支的冰淇淋在我們童年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我們的成長小叔並沒有參與多少，他對日漸長大的我們的教導越來越少，他把教育的重擔交給了叫教師的人類，從此不理我們的學習。我們的關係可以用放風箏來形容，小叔是那個放風箏上天的人，我們就是那隨時間的狂風越飛越遠的風箏，牽繫我們和小叔之間的是那條永遠不會斷的血親般的風箏線。線的那一頭，小叔緊緊地拽在手心裡。
小叔沒讀過幾年書，可他懂得很多社會風氣。在閱歷方面，他的確算得上是個智者，他的話匣子很容易打開，只要你在他喝酒的當兒問個問題，比如釀酒的過程，在比如汕頭的古跡傳說。一問，他有的沒的說上一兩個鐘頭都不嫌累。從問題的根本講起，然後說社會，然後開始離題講起黨和政府。小叔很看不起當今社會所謂的共產黨。他說共產黨只適合搞革命大戰，給人民一個自由是王朝，可共產黨適合戴高帽坐在政府辦公廳裡寫草案，現今的共產黨太多掛上了做作的牌匾，其實沒有做過多少實際的貢獻。
然後他會藉著三分就已指著毛澤東的頭像抱怨他的鬍子長得不好。我告訴小叔，毛澤東是不長鬍子的，長鬍子的是小日本。這時小叔義憤填膺地說，毛澤東和小日本一樣可惡！再者，男人都留鬍子，毛澤東不長鬍子，難道他是太監。說完，小叔便躺在沙發上仰頭大睡，鼾聲如雷，第二天醒來什麼都不記得。
所以小叔喝酒時說的後半段話千萬別當真。一次，我和小叔在看《寶蓮燈》，看到紅孩兒出場時，也不知誰開的口，小叔一口咬定紅孩兒就是哪吒。我說紅孩兒是紅孩兒，哪吒是哪吒。可小叔就是固執己見。我問他，哪吒的父親是會啊？他立馬接我的口回答，牛魔王啊。我沉這氣又問，那那個托著塔的李靖兒子又是誰？他衣服想當然的樣子，一對鼻孔朝天出氣地說，當然是紅孩兒啦。我一聽，氣得差點噴飯，拗不過他，於是我暴走。後來才知道，當時小叔的酒杯剛剛空著。所以他當時背負誤人子弟的罪名，我也不怪他。因為他是我小叔，我是他女兒。身上流著他一半的血，我們的嫡血嫡親的關係。
小時候，我們聽小叔的話。長大了，小叔聽我們的話。就說家長會吧，小叔必到。因為他的兩個女兒會一手架在他肩上，一手拿著實現寫好“準時參加”的回執信讓他簽字，提醒他開會的時間。而會上，他一拿到我們的成績單，卻會一溜煙走得連人影都瞧不見。他不管校長、老師在會上的說詞，用他自己的說辭就是，他有去參加家長會，有成績單為證。所以如果在哪次家長會長看到那個拿了子女成績單，然後提早回去的身影，問我，那個人是誰時。我會告訴你，他是我小叔。